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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巨头:力量越大,责任越大

时间:2017-08-07 16:05:00   来源:城市快报   作者:王烁   责任编辑:秋云

  O2O、共享经济、二维码支付、直播与知识变现……

  如今,新生的互联网概念层出不穷。

  创业和资本的较量,独角兽和寡头的博弈,以及传统势力和互联网新贵的竞合,谁站谁的队?谁是并购风云的幕后推手?

  “财新传媒TMT团队”深入调查,剥去模式外衣,直入商业内核,在探寻和解读互联网巨头混战背后的故事与逻辑的基础上,推出《互联网寡头战争》一书。

  本书意在复盘2015年下半年资本寒冬袭来之后,互联网行业发生的小巨头并购等连锁反应,揭示其背后推手——以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首的互联网巨头在零售、出行、本地生活、金融等行业的布局竞争,记录和呈现行业新贵的选择与博弈,深度剖析中国互联网生态的演进过程。

  创新工场董事长及CEO、创新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院长李开复称,这是记录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加速竞合发展的一部力作。互联网发展的驱动力不仅仅是资本推动的商业模式创新,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这才是中国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科技、媒体、通信)行业的未来所在。

  中国的互联网大公司至少有三重责任

  1943年秋,二战犹酣,未来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接到了来自工业巨人通用汽车公司的邀请,由此开始了他对通用汽车公司长达18个月的调研,成果《公司的概念》于1946年出版。

  这本书引爆了企业研究领域,它不仅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一位外人在企业内部进行深度研究的结果,还成为管理学的开创之作。

  2016年是《公司的概念》出版七十周年。德鲁克说,通用汽车代表的新兴大公司是一种此前未见的组织,正在改变美国“个人—社会”二元结构。不管愿不愿意,工作者能否在大公司里实现人生价值,而大组织能否通过内部的生产结构产生效率、获得利润,对外能否与社会价值观兼容,成为美国社会能否成功的关键。

  这本书到今天也完全没有过时,而现在是新一代“公司的概念”出世的时机。今天需要“互联网公司”的概念。互联网公司对社会的改造,比七十年前大公司对社会的改造来得更全面、更深入。

  与现代大公司的兴起冲击传统社会相比,今天互联网公司的兴起对社会的冲击显然更全面、更彻底。

  更全面——对各种使用场景的发掘、进入和控制,使互联网公司系统地改造社会;更彻底——互联网公司洞穿了其对人们生活的层层传统保护。

  今天网络上没有人不知道你不是一条狗。跟身份有关的一切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敏感,又越来越被滥用。

  这一切都发生在五到十年之间,现代大公司的代表——通用的兴起花了三十年,而互联网公司则是每十年给社会洗一次牌

  有史以来第一次,一家公司从初创到成为统治一个行业的超级独角兽,只用了五年时间;成为横跨多个领域的控制性平台,也只需十到十五年时间。而且不是一家,而是一批。这个周期没有变长的迹象。

  商业社会失败者无数,互联网公司亦不例外。

  当代的互联网公司想要获得成功依旧很难,攀至金字塔尖的还只是极少数,但如果公司能奔驰在成功的轨道上,那么其速度、势头、爆发力都是空前的,甚至令人头晕目眩。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和管理者必须完成从颠覆者到守护者的角色转换,尽管他们很难走出颠覆者的心态,却必须担起守护者的责任,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而且到来的是那么的快。

  世界是如此,中国尤其如此。

  与美国的互联网巨头面对成熟社会、成熟商业环境、成熟竞争对手不同,中国互联网公司狂飙突进,只是偶尔面对旧秩序,更多的是经过蛮荒地带。市场经济在中国兴起不到二十年时间,完整的商业社会秩序要么是在草创途中,要么还是空白,就遭遇来自互联网的轮番洗礼。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越来越不是中国商业社会的冲击者,许多时候并无可冲击的对象。他们是塑造者,因为常常要从一片空白中塑造商业模式,要在丛林竞争中寻找策略及其伦理,因为外在规制远远落在后面。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极为年轻,其创始人和管理者也同样极为年轻,他们必须迅速调整心态,丰富技能,转换角色。

  德鲁克之所以认为通用汽车代表的大公司极为重要,不光是因为当时大公司作为主导性力量刚刚出现在社会舞台上,还因为它是美式自由企业模式发展到那个时代的代表。美国社会要成功,前提是代表性大公司如通用的生产方式、管理之道获得成功,既要有效率,获得利润,而获得这些的过程与结果又要符合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自由竞争、机会平等、努力就有回报。

  公司要追求利润,同时社会组织、员工和管理者也要在大公司的阶梯上追求职业进步,因此公司同时也是社会人。公司在社会里生存发展,个人在公司里获得工作带来的回报和成就感,实现抱负。

  德鲁克强调,那个时代的大公司,不仅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分工合作的生产方式,还有更多的使命,即折射、凝聚、扩展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由此,德鲁克提出工业公民的概念。大公司在再造经济微观过程和结构的同时,要与社会价值观兼容,也有责任帮助员工获得比单纯受薪更完整丰富的人生。

  年轻的互联网巨头们,跟七十年前的通用汽车一样,从整体经济上看,无论其营收、利润还是员工人数,所占比例还很小,但重要的是它们引领了时代。这些期许和要求,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中国互联网巨人们面临与工业化大公司兴起时完全不同的环境。

  正因如此,中国的互联网大公司有比前辈大公司更大的责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与政府、社会、竞争者、员工的合理、健康、可持续的关系。

  这责任当然并不唯一地属于它们,但它们往哪个方向努力,确实关乎中国能否塑造良性社会。

  举目前望,中国的互联网大公司至少有三重责任:第一,保持商业竞争伦理始终不堕于底线之下。第二,互联网公司事实上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且重要的个人信息的托管人。在商业使用与隐私保护之间,互联网公司需要找到合理的托管原则,以最小程度获取并最大限度保护用户信息和隐私。第三,超级互联网公司更有一重责任:提供仲裁。

  它们既要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交易的自愿发生,但又不能以此为由放任用户滥用权利。厘清两者边界的努力,无论中外,都是刚刚开始。无论它们自己愿不愿意、社会愿不愿意,这些私人拥有的超级互联网公司正在成为更多社会行为的仲裁者。这是一个全然未知的领域,每一步都争议重重,但又不能不走。

  没有哪家公司愿意承担如此沉重的责任,但没有办法,力量越大,责任越大。腾讯、阿里巴巴、百度、360、小米,还有无数今天的独角兽、明天的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家公司的缩写),都责无旁贷,没有借口。 文| 王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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