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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公里,看见巨变中国

时间:2017-10-12 10:04:00   来源:城市快报   作者:贺雪峰   责任编辑:秋云

  《最后一公里村庄》是著名三农问题专家贺雪峰教授经过10年调查,深入全国千余村庄后的全新著作,纤毫毕现地展现中国农村。

  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巨变,这种巨变还会持续若干年。这是中国持续进行的现代化最终在农村地域上的体现。延续数千年的稳定村庄结构,因为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村庄以外的城市工商业收入而发生变化。村庄空心化,建立在家庭以上的村庄基本社会结构如宗族等家庭联合体受到冲击,家庭结构本身也处在变化之中。农民价值与意义世界的变化,传宗接代观念受到冲击,为什么活,活着要干什么,现在成了问题。

  “最后一公里”既是贺雪峰田野治学理念与方法的体现,也是他研究的重要乡村治理现象。作者运用大量一手的真实案例,分析中国乡村社会明显的区域特征,记录了中国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通过对村民个体、家庭及乡村社会组织等多层面的乡村调查,呈现出当下中国乡村内在的生存状态,并在村庄治理这样一个宏大而又紧迫的命题下,深入探讨了如何重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农村不再是农民唯一的活动空间

  最近十多年我们一直在全国农村进行调研,感受到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2004年我主持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十多年来中心师生已在全国累计调研数万个工作日。2013年至2015年中心师生利用春节返乡的机会撰写回乡记,从所写的近300篇回乡记来看,虽然每个人的家乡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写的主题也不相同,但所有文章都自然而然地汇成一个时代主题,就是当前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巨变。

  在读中心研究生所写的回乡记时,我发现这些年龄比我小20岁的同学普遍强烈地感受到了家乡的巨变,有趣的是,他们记忆中小时候的家乡,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竟然与我记忆中儿时的家乡十分相似。

  在2000年以前的数千年,中国农村的农民,主要收入来自农村,尤其是农业,村庄相对封闭,农民很少流动,村庄结构相当稳定,农村社会的变化极其缓慢。因为社会变化缓慢,村庄结构有能力通过自身的调整来应对和吸收这种变化。到了2000年,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的现象,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于村庄以外的城市工商业收入。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农村普遍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变。

  将田野调查所形成的感觉诉诸统计数据就更具有说服力了。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2014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3%,短短十几年,中国城市化率提高了接近20%,大约1/4农村人口进城了。他们在城市就业,从城市获得收入,大部分时间在城市度过。相应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农业相对农民家庭收入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农村不再是农民唯一的活动空间了。

  在中国农村的巨变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农村青壮年都进城务工经商,生活的主要收入来自城市,主要生活场所也转移到了城市。这种变化是农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体制改革为农民提供了进城的保障。农民进城,中国农村一直以来存在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在这个意义上,农民进城是农民的选择,也是他们改善福利的途径之一。农民进城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同时,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农民进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农民选择了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当前中国大约70%的农民家庭选择了这样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这种家计模式可以让农民家庭同时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这样农民家庭每年都有经济上的节余。同时,这种“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必然会出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造成农村空心化,之前维系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

  农民进城,对农民家庭来说当然是利大于弊,对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则是弊大于利。国家自200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为农民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新农合、新农保支持,从而为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缓解了农村中的绝对贫困。

  国家投入解决了农村存在的一部分问题,但国家投入不是万能的,这就是国家无力解决的从国家投入到农民需求之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中普遍存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并不是工程问题,更不是国家投入的问题,而是农民组织问题,即这些与农民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密切相关的事务必须要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

  中国农村规模巨大,地域广阔,世纪之交发生的农村巨变在不同区域又存在差异。总体来讲,当前中国农村按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东中西部农村;按村庄社会结构可以划分为南中北方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已经形成包括农村在内的城市带。这些沿海东部城市经济带,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农村不仅没有空心化,反而变得更加繁荣。从东部地区农村内部看,少数村民通过办厂经商发家致富,成了企业家,大部分村民却只能在已经形成的全国劳动力市场上务工,获得有限的收入。外来农民工则很难融入沿海发达地区,他们在发达地区赚钱,然后回家乡消费。也就是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化。

  中西部农村经济相对欠发达,大量农村人口流出,甚至有农民全家进城不再种地,这些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仍然要依托土地获得收入的家庭,从而在农村形成了约占农户总数10%至20%的主要收入在农村、社会关系在农村、家庭结构完整、总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家庭。这样的“中坚农民”加上留守农村的人,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从而为国家资源下乡和农村内生秩序的维系提供了可能。

  从南中北的区域差异来看,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原因,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省区如广东、福建、江西、广西等地的农村,村民大都是聚族而居,村庄与宗族合二为一,农民的宗族观念也相对较强。因为存在如宗族这样的结构性力量,在面对快速变迁时,虽然宗族本身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仍然可以在一些方面回应和缓解冲击。华北农村,村庄内一般都分为若干“小亲族”集团,不同“小亲族”集团在面对外来冲击时,可能会表现出更加激烈的内部竞争,所以很容易出现离谱的面子竞争。长江流域的中部农村,在农民家庭之上缺少强有力的结构性力量,是所谓原子化村庄。在这样的原子化村庄中,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力量对于维系基层秩序、解决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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