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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 功安社稷 恩泽英俊

时间:2017-04-17 09:48:00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   责任编辑:刘颖

    天津日报报道

  刘隆有

  韩琦(1008—1075),字秩圭,河南安阳人。历相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拥立英宗、神宗即位,以其文武全才、忠义情怀、阔大胸襟、实干精神,镇安国家,救民疾苦,呵护英俊,立德、立功、立言,为世垂范。封魏国公,谥曰“忠献”,世人常敬称之为韩公、魏公、韩魏公、韩忠献。

  功安社稷 威震内外

  孟子说:“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韩琦以“安社稷”为自己的使命,也在“安社稷”中享受着一个儒者的人生快乐。

  仁宗天圣五年(1027),韩琦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中进士,虚岁方二十,史称其“弱冠举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在每一个职位上,都有杰出表现。任右司谏时,连上十疏,揭露当时宰执班子用非其人,“众以为非才,上独以为可任”,仁宗终于听取了他的忠言,同日一举罢掉两个宰相和两个副相。又上疏请仁宗停止随意降旨封官赐爵,不要助长侥幸之风。总之,只要发现政事有不当,韩琦未尝不直言谏阻,三年间连上七十余疏。名相王曾从不轻易夸奖人,对韩琦却十分赞许,对韩琦说:言官谏诤不激烈,畏畏缩缩,怎么能纠正皇上的失误?“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夏国独立后,宋王朝西北边境受到严重威胁,不久,韩琦就被派往前线。从康定元年到庆历三年(1040—1043),在西北四年,韩琦和范仲淹并肩作战,成为著名的军事统帅,朝廷倚之为长城,夏人惧之,边民颂之,歌曰:“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韩琦这时才刚三十出头,还是个小年轻,人们已把他尊敬地称作“韩公”。直到二十余年后,韩琦做宰相时,他对西夏相关事宜的处置,仍令西夏使臣“耸服”,令僚属由衷赞叹,称其“真贤相,非他人可比也”!

  庆历三年四月,韩琦和范仲淹一起回朝任枢密副使,人们为之兴奋不已,“士大夫歌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接着,韩琦又和杜衍、富弼一道,协助范仲淹,主持了著名的庆历新政。

  处变不惊 忠义敢当

  君位世袭时代,新旧接替之际,最易生变,社稷安危,往往决定于呼吸之间,此时的执政大臣最受历史考验。韩琦于仁宗嘉祐六年至英宗治平四年(1061—1067),连任首相八年,期间,这种考验他经历了两次,两次都被历史判了特优。纵观韩琦一生,可圈可点之处特多,远非同时代其他名臣可比。其中尤以两次拥立新帝即位,表现出的那种为安社稷,置个人身家性命全然不顾的忠义精神;那种急难关头,不避不惧,舍我其谁的担当勇气;那种处变不惊,履险如夷,庖丁解牛式的政治艺术,最为青史生色。

  太子历来被视为国本,太子不立,社稷不稳,国家不安。宋仁宗连丧皇子,直到晚年,还没有立太子,朝臣无比焦急,仁宗却无动于衷。韩琦于嘉祐六年闰八月被任为首相,九月间,就说服仁宗,确立养于宫中的宗子赵曙为太子,长期困扰朝臣们的国本问题,被韩琦迅速敲定。

  一年半后的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暴崩,韩琦和几位辅臣先快速给太子披上御服,又急召翰林学士王珪起草仁宗遗制。仓促间,王珪“惶惧不知所为”,拿着笔只是颤抖。韩琦平静地问王珪:“大行皇帝在位几年?”韩琦的问话,不仅缓释了王珪的极度紧张,也暗示了遗制写作的惯常套路,王珪立刻醒过神来,知道怎么写了。韩琦召集百官,宣布仁宗遗制,拥太子继位,是为英宗。到仁宗大敛那天,英宗突发狂疾,号呼奔跑,吓得“左右皆走,大臣骇愕,痴立莫知所为”。韩琦见状,毫不犹豫地直趋过去,将英宗抱进帘内,交给宫人,叮嘱其用心照管。又告诫现场诸人,不得将所见外传。随之带领人们恢复旧序,哀哭如仪,“若无事然”。韩琦见英宗病得不轻,第二天,又与同僚奏请曹太后,在皇帝病愈前,“权同处分”,垂帘听政。因新皇帝突发狂疾可能引发的政治危机,都被尽心而细心的首相韩琦及时做了预防。

  然而,英宗却病得日益深沉,经常面壁而卧,拒绝吃药。韩琦率领同僚到英宗病榻前,自己亲手捧药,俯身恳劝,英宗就是不听,有时还将药倒在韩琦衣服上,韩琦照旧坚持。英宗病中烦躁,待身边宦官少恩,一些宦官便在曹太后前说英宗的坏话,曹太后对英宗日益不满,一些当初没有参与立英宗为太子的大臣,遂趁机向曹太后进废立之说,曹太后也渐生此意。

  一次,韩琦在帘前向曹太后奏事,曹太后忽然问起西汉昌邑王的事。汉昭帝无子,死后,第二代昌邑王刘贺得立为帝,因荒淫无道,刚立不久,便被大臣和太后所废,改立汉宣帝。韩琦心知曹太后用意,却假装不知,故意在“昌邑王”三字上做文章,答道:汉朝有父子两个昌邑王,不知问的是哪个?借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待曹太后自知理亏后,韩琦便直言相劝道:您没有亲生儿女,今皇帝自幼养在宫中,皇后又是您的外甥女,老天把这双儿女安排给您,“岂可不自爱惜”?接着又说:今皇帝的长子(即后来的宋神宗)已经长大成人,也要请您照管呢。韩琦的意思,是要告诉曹太后,您护佑今皇帝,可说是得皇子又得皇孙,划算着呢。以坚定其对英宗的好感。谁知曹太后却气不打一处来,怒道:还想在旧窝窝里抓兔子吗!在场的人都被吓得倒退几步。唯有韩琦,非但不退,还迎面顶上,曰:“太后不要胡思乱量!”颇有得理不饶人之概。

  过后,韩琦又在向曹太后奏事之余,旧话重提,指明护佑英宗父子,是曹太后唯一明智之举,别无他路可走。曹太后只好听从。过了些日子,韩琦觉得英宗帝位已经牢固,曹太后却无还政的意思,便请英宗以祈雨为名,出幸相国寺,以向士民暗示:新皇帝龙体已安,完全可以亲政了。接着,又引古例感动曹太后,曹太后无奈,只好批示说,定于某日再不到殿上来了。韩琦一见批示,立马就令卷帘撤座,曹太后即便想要后悔,也没了机会。一次女主干政可能导致的政治危机,被韩琦快刀斩乱麻般地排除了。

  三年多后的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驾崩于福宁殿,韩琦等辅臣急忙派人召太子来继位,太子尚未到,英宗的手却突然动了几下,另一宰相曾公亮见状愕然,急告韩琦,想停召太子。韩琦不为所动,答曰:“先帝复生,乃一太上皇!”更令快召太子。太子赶到,韩琦即率百官拥之即位,是为宋神宗。一次君位接替之际可能突发的政治危机,再次被韩琦以超人的镇定果敢排除了。

  韩琦在遭遇突发大变故时的作为,令同时代人深受感动,也很为其担心,有人提醒他:您干得的确出色,但所冒风险也太大,“万一蹉跌,岂唯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韩琦感叹道:“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预忧其不济,遂措不为哉!”表明自己的志趣,唯在社稷之安,只顾尽力为之,成败祸福,均不在“预忧”之列。

  恩泽英俊 爱人以德

  韩琦一生,最爱助人,不少英才大才,都受过他的恩泽。

  提携范仲淹。读史人都知道,抗御西夏,主持庆历新政,是范仲淹彪炳史册的两大闪光点,却少有人知,是韩琦的提携,将范仲淹推上了难得的大放异彩的大舞台。

  范仲淹一心报国,入仕后却一直宦途不顺,先是得罪刘太后,接着是触怒权相吕夷简,二十多年间,屡遭重挫,空怀文武大才,无从大施展。宋王朝与西夏每战必败,西北边防急于用人,康定元年(1040),时任陕西安抚使的韩琦,抓住这一时机,向仁宗建议召用范仲淹。这时,已经五十二岁的范仲淹,正背着被强加的“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的罪名,远贬越州(今浙江绍兴)任知州。专制君主最怕臣下结朋党,故政敌相攻,常指对方为朋党,以期置之死地而除之。范仲淹初被贬,欧阳修等出于义愤为其鸣不平,当即被政敌指为朋党,紧随范仲淹之后而被赶出朝廷。所以,韩琦此时推举范仲淹,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为解国家急难,为让高德大才不被时代埋没,韩琦将一己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他在给仁宗的奏疏中,动情地慷慨激昂地写道:“方陛下焦劳之际,臣岂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当族!”仁宗被感动了,不久就将范仲淹调到西北前线,委以重任。范仲淹和韩琦并肩作战,在抗御西夏的斗争中,展示出过人的军事统帅才干,渐得仁宗倚重,三年后即被调进朝廷,任参知政事,主持了著名的庆历新政。显然,倘若没有韩琦那甘愿以灭族为代价的大义凛然的一荐,范仲淹的这一切,均无从谈起。

  力荐欧阳修。韩琦多次向仁宗举荐欧阳修,仁宗不听,韩琦照说。一天,又向仁宗言之。韩琦把欧阳修比作韩愈,说:韩愈为唐朝名士,天下人都希望能让他为相,而唐王朝没有,至今人们还拿这事批评唐王朝不能用贤。欧阳修就是当今的韩愈,而陛下不用,臣怕后人会像批评唐王朝一样批评本朝。陛下何不试用一下欧阳修,让天下后世知道本朝能用贤人?韩琦说得动情,仁宗听得动心,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在任命韩琦为首相后,即任命欧阳修做了参知政事(副相),且一作就是六年,成为欧阳修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

  呵护三苏。嘉祐元年(1056),苏洵领着苏轼、苏辙兄弟进京,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将苏洵的文章推荐给时任枢密使的韩琦,韩琦大加赞许,和欧阳修一起,极力向朝廷推举。次年,苏轼、苏辙同榜考中进士。一时之间,三苏文章轰动京师。

  治平三年(1066),宋英宗想打破常规,将苏轼直接召入翰林院,委以知制诰的重任。时任宰相的韩琦不同意,谏道:“苏轼,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朝廷要培养他,以使天下的士人莫不对他仰慕倾倒,那时再重用他,人们就不会有异议,如今突然就把他擢升到显要位置,“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为然,适足类之也。”英宗急于用苏轼,问韩琦:知制诰不宜立即委之,任命为修起居注的史官可以吗?韩琦仍不同意,认为修起居注和知制诰一样是显要职位,也不可骤然任之,建议先让苏轼到史馆兼职,但是按近来的规矩,这也得考试合格才行。英宗说:因为不知道要用的人行不行,才让其参加考试,像苏轼还有不行的吗?韩琦说:正因如此,所以不能不考。结果考试通过,才让苏轼入直史馆。

  后来,欧阳修把这个过程告诉苏轼,苏轼十分感动,叹道:“韩公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的确,苏轼一生之所以仕途特别坎坷,除了因为他的性格和政见树敌过多外,诚如韩琦所言,苏轼才能太大,皇帝和太后们又太爱其才,也“适足类之”,因为这两点最易招人嫉妒,而且不仅小人出于本能嫉之,常人也往往莫名其妙妒之,如此这般,东坡的人生能顺得了吗?韩琦反对骤用苏轼,真是“爱人以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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