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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复辟之谜

时间:2016-11-30 16:50:00   来源:赵爽 苏生文   作者:   责任编辑:蓝盾编辑

  明英宗朱祁镇(以下简称英宗)是明代唯一拥有两个年号(正统、天顺)的皇帝。其人生平极富戏剧性,经历了明代历史上的两次重大变故:“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

  前一次事变是受权监王振的蛊惑,御驾亲征瓦剌,结果在土木堡被俘,随行的五十万(一说二十五万左右)将士也因他的错误而成了冤死鬼。英宗本人先是作为人质被瓦剌裹挟着进攻北京,后又被挟持到塞北苦寒之地(“北狩”),过着缺米少菜的游牧生活,很受了些苦。所幸的是他没有像宋代的钦、徽二帝那样客死他乡,而是不久后就被放了回来,被他的弟弟——已经替代他为新皇帝的朱祁钰安置在紫禁城之外、皇城之内的“南宫”,度过了七年缺衣少食的软禁生活。而后一次事变英宗则时来运转,稀里糊涂地被臣下从南宫“夺”回了皇宫(一说英宗事先已知此事,有预谋),重新登上了久违了的皇帝宝座。

  英宗重登宝位后,没有恢复从前的正统年号,而是新起了一个年号——天顺。“夺门之变”被认为是明代“甚无意义”的皇位之争,个中情节扑朔迷离,留下了不少谜团。追根溯源,这需要从“土木之变”说起。

  “土木之变”,宝座易主

  英宗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年仅九岁就以皇太子的身份顺利继位,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年号正统。正统初年,在太皇太后张氏的主持下,英宗重用几朝元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主持政务(史称“三杨辅政”),继续推行仁宣两朝的各项政策,政权稳固,国泰民安。

  但好景不长,从正统五年至正统十一年,杨荣、张太后、杨士奇、杨溥相继去世,已经长大的英宗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试图“有所作为”。正统十四年(1449年),在身边最亲信的太监王振的蛊惑下,英宗贸然率领数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出居庸关,经宣府,至大同,试图寻找瓦剌主力决战。在大同,不学无术而又掌握军事大权的王振在听到前方战败、瓦剌军骁勇善战的消息后,突然间又害怕起来,竟鼓动英宗撤回北京。

  最初,王振选择大同—蔚州—紫荆关—北京这一路线回京,目的是为了让英宗能够“驾幸其第”(蔚州是王振的老家),显示威风。大军走到半道,王振突然又担心这么多的人马路过他家,一定会践踏他家的庄稼。结果,大军半途改道,不再经过蔚州、紫荆关,改由怀来—居庸关一线回京。

  大军经此折腾,疲惫不堪,后勤又供应不上,结果在距怀来城(怀来古城,1951年修官厅水库被淹)二十里的土木堡被瓦剌骑兵追上,团团围住,断了水源。被围人马一二日不得饮水,渴极,掘地二丈也不见泉水,立即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狡黠的瓦剌军见明军不动,知道明军已经饥渴难忍,便心生一计,故意后撤,诱使明军打乱队形,各顾各地向不远处的河边狂奔(要喝水)。明军队伍一乱,瓦剌骑兵又如从天而降一般,再次将明军团团围住,然后左砍右杀,将毫无抵抗之力的明军砍杀大半,剩下的四散而逃。骡马车仗、衣甲兵器等物资装备尽归瓦剌所有。王振在乱军之中被气不打一处来的英宗护卫锤死。英宗本人则被围困在一个小山包上,最后成了瓦刺的俘虏。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土木之变”。

  土木堡丧师、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内外大为震惊,一片混乱。群臣聚哭于朝,有的人不知所措,有的主张南迁逃跑。兵部侍郎于谦等人挺身而出,力主死保北京。英宗之弟、监国朱祁钰把于谦提升为兵部尚书,命其提督各营兵马,保卫北京。于谦受命于危难之中,显示出出色的指挥调度能力。他一边调集河南、山东、南京等地军队入卫,一边将京城九门守军及城内外防务有效地组织起来,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英宗被俘后出现的皇位空缺问题,在英宗之母孙太后的主持下,将朱祁钰立为皇帝,改年号为“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不久,瓦剌挟英宗,破紫荆关,兵临北京城下。于谦披挂上阵,出德胜门亲自督战。城内城外军民人人感奋,“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经过数番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不得不带着英宗北撤。

  英宗被挟持到塞北后,虽没有像宋代的钦、徽二帝那样受到种种虐待,但他的塞北生活与平常养尊处优的宫廷生活相比,也有着天壤之别:在“衣”方面,虽然有比较充足的御寒之物,但仍然难以忍受塞外冬夜的寒冷;在“食”方面,得遵循当地的饮食方式,以马牛羊肉和奶制品为主,“殊无米菜”,也没有什么清洁的饮用水,这对于平日锦衣玉食的皇帝来说,可以说是“恶陋不堪”了;在“住”方面,英宗虽然受到伯颜帖木儿(瓦剌首领也先之弟)的照顾,有单独的帐篷可以居住,但“帷帐布帏,席地而寝”的居住方式,恐怕也不是从小长在深宫之中的明朝皇帝(此时是太上皇)可以习惯的;在“行”方面,蒙古人骑马迁徙跋涉是常态,而英宗骑术不高,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也吃了不少苦头,后来,他的主要交通工具才换成了驼车(参见林欢《明英宗被俘及其在蒙地羁押期间的活动》)。

  好在英宗在塞外吃苦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瓦剌见英宗没有利用价值,羁押一年后便将他放了回来,实际上是把难题留给了他的皇帝弟弟朱祁钰和大明朝廷。果然,英宗被放回后,明廷出现了一系列与皇位之争有关的问题。

  英宗被释,入居南宫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英宗结束了一年的俘虏生活,被瓦剌放回了北京。他的皇帝弟弟朱祁钰在皇城东安门将他迎入皇城,安置在皇城与紫禁城之间的南宫(今北京南池子大街普度寺一带)。现在,一国之中同时出现了关系十分尴尬的一个皇帝和一个太上皇,这在中外历史上恐怕都是很罕见的。一山不容二虎,迟早都是会出问题的。

  《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载,英宗入居南宫后不久,朱祁钰“命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也就是派人看住南宫,对英宗实行软禁。但历史学家仔细研究后发现,朱祁钰“命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并无其事,王骥是被派到南京去“总督机务”的,《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的作者极不严谨,将“南京”误为“南宫”了。

  朱祁钰派王骥看住南宫虽假,但不等于朱祁钰是礼待英宗的。英宗入居南宫后不久,适逢英宗生日,礼部尚书胡濙请求约群臣一起前往南宫贺寿,但被朱祁钰制止了。胡濙又请求于第二年元旦率百官在延安门朝见英宗,又不许。甚至英宗叔父荆王朱瞻堈请求见英宗一面,也不允许。朱祁钰一开始虽然没有限制英宗的人身自由,但看他的意思是要把英宗冷落在一边,希望别人把这个太上皇忘掉。

  在最初的几年,住在南宫的英宗还算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孙太后曾数次入南宫省视,英宗的皇后钱氏也和英宗一起住在南宫。据说钱皇后还亲自做针线活,托人带到集市上去卖,以补家用。

  后来发生了一系列事情,让朱祁钰警觉起来,对英宗的限制也越来越多,直至将他彻底禁锢起来。

  第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是改立太子事件。

  英宗被俘、朱祁钰被立为皇帝之后,英宗之子朱见深(而不是朱祁钰之子朱见济)被立为皇太子。这件事非常尴尬,也让朱祁钰非常不爽:他当然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了!

  朱祁钰想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又怕群臣反对。左思右想,他想出了一个千古奇招——贿赂——不是下级贿赂上级,而是上级贿赂下级,而且是皇帝贿赂大臣!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分赐”(其实就是贿赂)内阁诸学士每人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请他们支持改立太子。这时,正好有广西都指挥上书请易太子。这正中朱祁钰下怀,他赶忙令群臣商议此事,并让太监暗示大家同意这一请求。群臣先已受贿,又见皇帝之意已决,便不顾廉耻地署名同意了(当时只有于谦没有署名,后来是陈循代于谦签的名)。当年五月,朱祁钰正式颁诏天下,废英宗之子朱见深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并立朱见济的生母杭氏为皇后。

  改立太子虽然成功,但过程并不顺利,朝堂内外还是有不少人提出异议。看起来还是有很多人对英宗念念不忘,希望将来的皇位能传回英宗一脉,这让朱祁钰高度警觉。

  第二个比较大的事件是“金刀事件”。

  英宗在南宫的时候,有一个叫阮浪的少监在身边伺候他。为了感谢阮浪,英宗曾经将一个绣袋和一把镀金束刀赠给阮浪。阮浪又将这两件东西转赠给徒弟王尧。王尧有一次在锦衣卫指挥卢忠家喝酒。卢忠见到这两件东西非同一般,自以为立功的时候到了,连忙将王尧灌醉,偷了金刀入内告变,说是“南宫谋复皇储,遗刀求外应”。朱祁钰非常重视这件事,认为人赃俱在,是英宗谋复皇位(或英宗之子谋复皇太子位)的“铁证”,下旨逮捕阮浪、王尧,大刑逼供,企图挖出幕后主使。好在阮浪和王尧都没有乱咬,咬定此事与“求外应”无关。王尧被凌迟处死,阮浪死于狱中。一心想拍朱祁钰马屁的卢忠没想到自己惹了这么一场大祸,疯了(据说是有人给他出主意让他装疯)!朱祁钰还想穷究不舍,大学士商辂等以“卢忠狂言不可信”为由,劝止之,才没有造成更大范围的株连(英宗复辟后,自以为聪明的卢忠还是被凌迟处死了)。但这件事提醒了朱祁钰,以后更加留意防范英宗的举动了。

  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被改立为太子才一年多的朱祁钰之子朱见济病死了(一说被人合谋害死)。朱见济是朱祁钰的唯一儿子,太子之位空缺。这时又有一些“不识好歹”的大臣提出复立前太子(即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的主张。朱祁钰大怒,将提此主张的大臣逮系下狱,严刑拷打。其中一人竟死在了狱中。一时再也没人敢提此事。

  据《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载,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刑科给事中徐正密奏将英宗之子、沂王朱见深迁出北京,搬到他的封地沂州去,并“增高南城(宫)数尺,伐去城边高树,宫门之锁亦宜灌铁,以备非常”。没想惹恼了朱祁钰,竟将徐正充军铁岭卫。这一处理很令人费解,似乎不符合逻辑——按理说,徐正的提议应该正合朱祁钰的本意,怎么反而惹祸呢?

  原来,徐正还说了另一句话:“别选宗室亲王之子育之宫中。”(《明英宗实录》第256卷)正是这句话触动了朱祁钰敏感的神经。朱祁钰大概觉得自己还春秋鼎盛,一定还有生儿子并立为太子的机会,怎肯让其他的“宗室亲王之子”来插一手?!徐正本想拍马屁却拍在了马腿上,落了个谪戍边卫的下场。但徐正的其中一个建议,却被朱祁钰采纳了。不久,朱祁钰便派人将南宫的大门上锁灌铅,使之不能打开,被软禁在南宫内的英宗等人的食物只能从小洞递入。此外,还增高了南宫的宫墙,砍掉了靠墙的树木(以免英宗交结外人)。时值盛夏,英宗却连一块纳凉的树荫都不可得,过着囚徒一样的生活。

  但朱祁钰毕竟不是特别狠的人,他虽然时不时地在生活上虐待他的太上皇哥哥,限制一下他的人身自由,但终究没像中国历史上其他许多狠毒的君王一样,将他的哥哥“消灭”。然而,权力斗争就是这样残酷,朱祁钰最终尝到了苦果。

  “夺门之变”,英宗复辟

  景泰七年(1456年)年底,朱祁钰得了一场重病。第二年正月,朱祁钰因病不能行动,将曾在京城保卫战中立有大功的石亨召到病榻前,请他代行正月里例行的祭祀活动。石亨亲眼看见朱祁钰病得不轻,内心开始盘算自己的后路,并把皇帝可能很快就不行了的消息透露了出去。大臣们知道这一消息后,非常焦虑。此时,京师正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于谦等人正力劝皇帝立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太子。石亨心想:如果襄王之子被迎立为太子,那将来于谦就是首功之臣,没有他这个武将什么事;即便是重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功劳也是文臣的,也没有他什么事,还不如我拉几个人将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抬出来当皇帝,那我就是新朝的第一功臣了。于是,石亨联络并说服了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和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人,谋划着干一番“换皇帝”的大事。

  正月十一日,群臣再次敦请朱祁钰尽早册立太子(“早择元良”)。朱祁钰当时没有表态,传谕十七日早朝再议此事。但等不到十七日早朝,就在十六日晚上,自称懂星象之术的徐有贞夜观天象,见紫微星移位,认定当天晚上即是下手的最好时机,决定马上动手。

  石亨等人的密谋,可能事先请示过孙太后,得到过她的准许。至于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事先是否知道此谋,还要打一个问号。尽管当徐有贞问石亨、张軏:“如公所谋,南城(指软禁在南宫的英宗——引者注)亦知之乎?”石、张告诉他说:“一日前已密达之。”但石、张二人很可能在说谎,以当时对英宗防范之严密,是很难“密达之”的,暂且存疑。

  正月十六日夜,徐有贞、石亨、张軏等人会同太监曹吉祥等,以“边境有警,须增兵入卫”为由,率领一千多京营兵,经长安门进入皇城。进入皇城后,徐有贞将大门反锁,把钥匙抛到水中,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看到这一大队的人进入,皇城禁卫大惊,但又不明就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开往南宫。

  到了南宫,只见宫门紧闭,锁头已被灌铅,怎么也打不开。宫墙高大厚重,敲门也没人回应。徐有贞令士兵取来一根巨木,几十人举着猛撞大门,仍没能撞开。又令几个士兵翻墙而入,与外兵合力砸开了一段墙壁,这才将大门打开。众人一拥而入。

  英宗此时早被惊醒,喝问何事?众人跪在地上,异口同声地说:“请陛下登位!”英宗默许。徐有贞等人立即招呼士兵将一乘肩舆抬了进来,扶英宗上轿。士兵们紧张得发抖,几乎抬不起肩舆。还是徐有贞冷静,赶紧过来帮忙,一同将肩舆抬了起来,扶着前进。这时天色已经微明,星月皎然。路上,英宗一一询问徐有贞等人官居何职,姓甚名谁?徐有贞等一一作答。一行人到了东华门,守门卫士“呵止之”。英宗连忙出来答话:“吾太上皇也。” 卫士不敢阻挡,一行人顺利地进入了东华门,直奔平时皇帝上朝的奉天殿。奉天殿武士见来者不善,以金瓜击打徐有贞,被英宗喝止。众人将放在一边的皇帝宝座推到正中。时隔多年,英宗再次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这时,上朝的时间到了,百官从外面进入宫殿,准备朝见病中的皇帝朱祁钰,心里盘算着如何回答皇帝提出的立谁为太子的问题。然而,当百官进入奉天殿的时候,突然惊讶地发现,坐在宝座上的不是皇帝朱祁钰而是太上皇朱祁镇!还没有回过神来,只见徐有贞站在御前大声地宣布:“太上皇复辟矣!”百官震骇,但都不敢有异议,只好按照平常的次序,依次排好队,朝见新皇帝。英宗好言安抚,大家这才平静了下来。

  据《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载,当朱祁钰听见奉天殿传来的鼓噪声时,知道有变,大惊,问左右说:“是于谦(造反)吗?”左右告诉他说是太上皇复辟了。朱祁钰连声说:“好,好!”但据学者研究,原始史料上并没有这一段描述。当是后人为抹黑朱祁钰而加上去的:于谦忠心耿耿,有功于社稷,更有功于他朱祁钰,天下皆知,而朱祁钰却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一反应竟是怀疑于谦造反!

  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也称“南宫复辟”)。“夺门之变”的“门”究竟指哪个门?还有争议。有人说是长安门,也有人说是东华门。但如前所述,复辟队伍进长安门、东华门都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冲突,谈不上“夺”。只有在进入南宫大门时,才有用巨木撞击大门、翻墙而入、砸坏墙壁的行为,“夺门之变”的“门”应该指的就是这个门。

  英宗复辟后,徐有贞、石亨、张軏、曹吉祥等一班拥立有功的人都加官进爵,而“再造社稷”有功的于谦却被诬以“意欲”迎立外藩而惨遭杀害,“天下无不冤之”。被废掉的朱祁钰被降为郕王,迁入西宫,十几天后就死了。关于朱祁钰之死,死得蹊跷,正史上说是病死的,但很多人还是相信他是被英宗害死的。明人陆釴在《病逸漫记》里明确地说:“景泰帝(朱祁钰)之崩,为宦者蒋安以帛勒死。” 这也成了明代历史上的一桩谜案。

  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夺门功臣”的下场也不怎么好。先是以“首功之臣”徐有贞为一方,以石亨、曹吉祥为另一方,两派明争暗斗、相互倾轧,最后徐有贞在石亨、曹吉祥的一再诬告下,被英宗流放到金齿(今云南保山),削职为民。徐有贞被斗倒后,石亨、曹吉祥恃宠骄狂、头脑发昏,结果分别在两场未遂的叛乱中被杀。

  (摘自《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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